为了推进呼伦贝尔市民族文化大市建设，打造呼伦贝尔民族文化品牌，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呼伦贝尔市政协、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经济协会主办，呼伦贝尔市文化局、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呼伦贝尔经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2004呼伦贝尔市成吉思汗草原文明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7月20日—23日，在海拉尔市召开。会议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主持开幕式，呼伦贝尔市领导魏国楠致欢迎辞。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厦门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呼伦贝尔学院等高等学府，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扎兰屯市领导和台湾地区以及蒙古国和韩国等国家的10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的学术交流活动。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主持开幕式，呼伦贝尔市领导魏国楠代表本次会议组织委员会致欢迎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崇德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匡敬、呼伦贝尔市领导景建华、德玉庆、赵立华、史茂森等出席了会议，呼伦贝尔市电视台、呼伦贝尔日报社等新闻媒体采访并报道了会议情况。
此次学术会议在成吉思汗、游牧文明与文化、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等主要几个方面独具特色，在3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部分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达到了预期目的。下面就主要的发言进行整理，未能收入纪要者的详尽内容，请详见会议论文集。
1、关于成吉思汗及家族
北京联合大学的朱耀廷教授以《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世界名人眼里的成吉思汗》为题目进行了讲演。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在国内外史学界、政治界乃至平民百姓中很有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以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名言与论著。朱先生以2003年1月出版的《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为例，阐述了自己对这一千古伟人的看法。他引用日本太田三郎、英国学者莱穆、志费尼、马克思、孙中山、毛泽东等名人对成吉思汗的评论后认为，无论是各国的名人、学者，还是国家元首、革命领袖，大家都从不同角度承认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之一，说他是“成功者的典范”并不言过其实。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的建立不能离开军事，而庞大的国度定会有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朱先生引用大量的史实就成吉思汗的军事谋略、宗教政策、经商与战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此外成吉思汗究竟是征服者还是民族英雄？是黄祸制造者，还是千年伟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是否西方人的评价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呢？或者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民间游戏，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恶作剧呢？就这些问题朱先生很客观地进行了剖析，并认为因为成吉思汗曾经大量杀人，而看不到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因为他曾经进行了野蛮的征服战争，而看不到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这实际上都是以偏概全的片面性认识。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教授作了题目为《成吉思汗与西夏》的发言，主要探讨了成吉思汗为什么兼并西夏的历史原因，并就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政治才能进行了评价。成吉思汗在完成统一蒙古的大业中，也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最为艰苦、最为重要的征战，即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用兵西夏，到1227年蒙古灭西夏，22年间蒙古六次进攻西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成吉思汗也死于最后一次征西夏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军队，为什么要下如此大的气力用兵西夏，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因为西夏是蒙古统一战争中的物资补充基地。在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以前的整个12世纪，频繁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漠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又十分恶劣，自西向东是连亘的戈壁沙漠。在干旱缺雨的荒漠草原上维持的畜牧业，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不仅各部部众的生活极其艰难，贵族的生活也不能得到满足。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这就成为铁木真建立自己帝业的最大困难，解决经济生活的需求和补充军需物资，成了即将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当务之急。而西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与蒙古截然不同，有着许多优越的条件。西夏境内，黄河自南向东北流经，直贯其中，沿岸土质肥美，宜农宜牧，经济基础颇为雄厚。通过对西夏的连续不断的征战和掠夺，蒙古获得了大量的物资，直接补充了战争的消耗，大量的战利品又调动了从征的将士和蒙古贵族的积极性。这不仅缓解了蒙古建国之初经济生活的困难，也使成吉思汗在各征服部落面前的声威大为加强，对征服部落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巩固。
其次是战略原因。西夏是控制东西、南北交通的战略要冲。西夏占领的这一地区，在成吉思汗看来，是实现其进兵中原的关键地区。西夏东界与金国接壤，北界与蒙古相邻，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更为重要的是，西夏的地域具有控扼东西和南北交通的重要战略意义，这不能不引起作为军事家成吉思汗的足够重视。
西夏控扼着连结中原与西域、漠南与漠北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东西交通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汉、唐以来开辟的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去西域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辽河流域沿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越戈壁，中经居延海而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居延是漠北通向漠南的门户，其交通、军事战略位置至关重要。西夏视居延为北方之门户，驻重兵守卫。此外，在西夏东部边境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便道，即自阴山山麓渡河，经鄂尔多斯南下至夏州折西，过黄河接河西走廊。1226年西夏灭亡后，蒙古将西夏境内的东西、南北之交通握在手中，这对于蒙古游牧贵族来说，无论是到西域，还是去中原，或是回漠北斡耳朵及将战旨传达，西夏境内的这些交通线，成了联络帝国东西、南北的大动脉，对以后进兵中原，统一黄河流域，进而统一全国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准备。
再次是政治原因。西夏是挺进中原的突破口。和历来北方游牧民族一样，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最终的主攻方向是南下中原。当时的中原及其四周地区，正处于王国纷争、分裂混乱的局面。汉、女真、党项、契丹、吐蕃、白族等民族统治的南宋、金、夏、西辽、吐蕃、大理等政权对峙并立。这些政权大都处于内部矛盾尖锐、濒于衰亡的阶段，形势对蒙古的扩张十分有利。成吉思汗一贯的战略是各个击破，他必须从中选择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主攻目标，以利于扩张战争的逐步推进。成吉思汗选择的这个目标是金国。但成吉思汗虽有伐金之议，但未敢轻举妄动。为了实现伐金的目标，成吉思汗选择了西夏。从政治意图上讲，成吉思汗是把西夏作为他最终挺进中原鸿图大业的突破口。
另外，成吉思汗选择西夏作为突破口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切断西夏与原蒙古各部的联系，以防西夏“阴结漠北”，稳定后方。
最后是军事原因。西夏是军需补充之地，又是攻城实战的训练之地。对于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来说，马是战斗武器，也是生活资料。蒙古骑兵每次征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备两匹以上的战马。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西部地区、西征花剌子模或进兵中原，都要经过翰海沙漠，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沙漠戈壁最佳之运输工具。成吉思汗必然将盛产良马、骆驼的西夏作为自己增补战马、乘驼之基地。除战马、乘驼外，西夏的“良弓”、 “甲胄”素有盛名，也是成吉思汗所急需的战备补充物资。西夏的30万骑射之兵，是成吉思汗补充兵力的大本营。在与西夏作战过程中，蒙古军又得到了攻坚拔城的实战训练。蒙古骑兵诞生于漠北草原，惯于野战而缺乏攻占城池的经验，虽在西征花剌子模的过程中攻占过讹答剌、撒麻儿罕等城市，但中原地区的城池与中亚之城堡不同，在西征中运用的战术很难适应中原，需要创造能摧毁中原城池的新战术以对付新的战争。进兵西夏，客观上为蒙古骑兵提供了攻城演习的训练场所，使他们在实践中适应环境，创造新的战术，提高了军队素质。
陈先生提出，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十分清醒地看到西夏在其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接连不断地用兵西夏，不可避免地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和灾难，在蒙古军队强有力的进攻面前，西夏城邑中的居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阡陌良田，一片荒芜。西夏地区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西夏的灭亡，为蒙古灭金建立了桥头堡，进而为统一黄河流域作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成吉思汗在病危时又立下了深谋远虑的“联宋灭金”的遗嘱，窝阔台遵此方略，完成了灭金的使命，统一了黄河流域。蒙古军队占领了特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以后，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石，进而为南下灭宋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用兵西夏之战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胡日查教授以《历史上的哈撒儿家族游牧空间与呼伦贝尔》为题目进行了讲演。古老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呼伦贝尔地区是东胡系中国北方民族的摇篮，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它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把额尔古纳河流域、呼伦贝尔的腹地分封给其胞弟拙赤哈撒儿及其家族。自13世纪初至17世纪上半期的四百多年间，哈撒儿家族及其所属部落在此繁衍生息，写出了与呼伦贝尔地区不可分割的历史。讲演中胡教授就哈撒儿家族封地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据说哈撒儿遗体安葬于也客奥剌地方，今海拉尔河畔，新巴尔虎左旗境内有一名为也客奥剌的山，当地人每年在此举行祭祀活动，哈撒儿的宫应位于其封地范围内，故此山很可能就是安葬哈撒儿的也客奥剌山。
其次他谈了北元时期的哈撒儿家族及其所属部落游牧地域与呼伦贝尔的关系。他认为，北元初期至16世纪上半叶哈撒儿家族及其所属科尔沁万户游牧地域主要分布于额尔古纳河流域、斡难河下游一带。而当时哈撒儿家族游牧空间的中心地带更靠近于斡难河下游一带。《清圣祖实录》所载“鄂嫩尼布楚原为茂明安部牧地”也可证明以茂明安为首的科尔沁万户左翼七鄂托克驻牧地在此附近地带。就科尔沁部而言，其一部分在哈撒儿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的率领下，南迁到嫩江流域，后来成为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嫩科尔沁”部，而另一部分亦从鄂嫩河下游一带逐渐南下至呼伦贝尔地区，被统称为“阿鲁科尔沁”部。《蒙古公王表传》等清代史书均说这些部落起初游牧于呼伦贝尔。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初，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已从呼伦贝尔地区南下至锡拉木伦河北岸，而乌喇特，茂明安仍游牧于呼伦贝尔地区。
2、游牧文明与牧区经济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暴庆五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游牧文明对人类历史的文化贡献》。他首先解释了何为游牧文明，并对其发展渊源进行了简要阐述，之后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游牧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首先，他说成吉思汗建立的庞大帝国从表面上看是建立在战争上，有些残忍或血腥。但是从文明的交流和打通东西壁垒的角度看，通过游牧文明这个载体的武力冲击，把信息强迫注入一个封闭体，又把信息带回到另一个封闭体，使其能够吸收新的精神营养，不至于出现无序地混乱而导致毁灭、崩溃。游牧文明塑造的奋发向前的人性精神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私、无畏、拼搏、奋进的精神气质，由游牧民族从草原传给欧洲，在那里升华为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其次，游牧文明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机制。他认为，若从历史宏观角度审视工业、农耕、游牧三种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大鱼生产粮食的同时造成了对地球表皮的破坏力，工业文明积累丰厚竹衬会财富的同时造成了对地球的毁灭力，而游牧文明获取了畜产品也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以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习俗等为例，论证了游牧民族普遍的生态观和价值观。
最后他提出游牧文明为现代民主与法治奠定了基础。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今天，我们应当打破传统思维定势，敢于用新的视角观察问题。只要我们树立自信心，不断自强，才能在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敢于自立。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额尔敦布和研究员以《游牧文化与牧区经济改革》为题目进行了发言。额尔敦布和研究员是位资深的牧区经济专家。他回顾了呼伦贝尔牧区经济体制改革走过的20余年的历程，通过改革中的经验教训，试图探讨改革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经验教训。首先他从牧区经济改革的回顾着手，对农村地区的 “包产到户”形成背景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对当时农村牧区现状如何，农牧民文化底蕴是否相同，不同地方用相同办法改革的结果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农村文化的底蕴和当时的农村状况决定了“包产到户”政策的必然性，也正是由于“包产到户”的实施立即解决了集体经营时期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效率差、瞎指挥和行政干预多等诸多矛盾和弊端，收到令人满意的改革效果。而恰巧这种成功，使许多人误以为这一经验是普遍真理，一时间处处搬套，形成“包”字万无一失的态势。然而，牧区文化和牧区当时的现状与农村是有区别的。呼伦贝尔牧区同其它牧区一样具有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游牧文化，牧区草原畜牧业与农村种植业相比也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当时的决策者没能区分牧区与农村文化上的上述区别以及草原放牧畜牧业与种植业的不同特点，简单划一地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在牧区生搬硬套农村那种平分畜群（像平分土地那样）到户、解散生产队的“经验”，随后又跟着全国逐步走上经济市场化之路。以上种种改革，无论中间经过了哪几个阶段或中间的某一阶段在表现形式上曾经“因地制宜”地与农村有所不同，但不争的事实是最终却全都“定格”在牲畜分到户、草场分割成支离破碎后分户“承包经营”，显然这与牧区的实际情况有很多出入。据笔者了解，当时不少地方牧民很不愿意看到多年辛苦积累的集体财富就此分掉，还担心解散集体后一旦遇到天灾病祸该去找谁，更放心不下的是以群居为天性的畜群被打乱平分后牲畜不能合群又该如何应对……等等现象表明，对于牧区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不符合所有牧民的利益。
3、法律方面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民族法研究中心主任那仁朝格图博士发言的题目是《浅析成吉思汗〈大札撒〉残存内容》。众所周知，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法制传统，蒙古法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融汇、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法制传统，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在世界游牧民族历史上，蒙古族的政治法律制度较为完备。成吉思汗《大札撒》是蒙古族第一部成文法典。但没有完整的流传至今。
他说，《大札撒》是成吉思汗建国前后陆续制定和颁布的法令。成吉思汗“依据自己的想法，他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所以《大札撒》是从颁布之日起就不断的增删和完善的。
他介绍了关于《大札撒》在历史上形成的法律文书，并就学者们所提出的有关《大札撒》的性质的各种观点进行了陈述。他认为，成吉思汗《大札撒》是集军法、行政法、民法、家庭婚姻法、刑法、经济法、外交法令以及有关宗教政策方面的法令。在谈到成吉思汗札撒的内容时，他客观地指出成吉思汗《大札撒》中有些是继承了古代习惯法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容，有些内容带有深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但大多数内容是成吉思汗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重新制定颁布的。此外他从《大札撒》的形成的历史背景、蒙古高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游牧文明的优良传统角度出发，对蒙古族所形成的草场保护意识与行政命令的方式有机衔接的意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介绍了《大札撒》部分残存内容，并认为随着蒙古学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有关《大札撒》方面的史料被发掘，被学术界所利用，进而推动该项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他提出，蒙古社会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社会形态下制定颁布的札撒具有特殊的内涵和社会功能。它代表着成吉思汗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大札撒》是蒙古汗国——这一游牧军事化帝国的灵魂。是蒙古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国家行为得以实施的法律保障。它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为辅的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的直接服务于草原贵族阶层的游牧民族的法律。具有汗权高于一切，严明的军律，严格维护统治阶级的私有权，赏罚分明，刑罚严峻等显著的特点。史料证明，《大札撒》既有严厉的一面，同时也有比中原法律和伊斯兰法律宽容的一面。
《大札撒》作为蒙古民族第一部成文法，其意义是深刻的。它是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显著标志，对治理建构草原帝国各个构件的正常运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打开中断多年的东西方交流的局面，以及加速蒙古民族文明化的进程，提高和加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发扬民族精神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蒙古民族立法史的角度看，它是蒙古法制史的基石，对后来制定的《阿勒坛汗法典》、《喀尔喀七旗法典》、《蒙古-卫拉特法典》、《喀尔喀律令》以及清代蒙古例等众多法典律令的制定和颁布起到了借鉴和遵循的作用。这些法典律令的立法精神和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她们之间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法典的形成成为蒙古族法律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了解蒙古汗国社会基本面貌的一面镜子。
4、有关文化内涵及文化大区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白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呼伦贝尔文化的人类学解读》。她的从呼伦贝尔文化内涵、呼伦贝尔文化特征和解读文化等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从呼伦贝尔的自然条件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着手，论述了呼伦贝尔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的种种必然性，由此论证在探讨和思考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时必须有清晰的历史知识的轮廓的必要性。其次她以文化的绿色特征、开放特征和自尊特征概括了呼伦贝尔文化的基本特征，对其形成的沿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她认为，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20世纪，中华文化的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文化的自然状态—制度化过程—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历程表明，在21世纪新时期的文化正处于制度化过程向全球化过程转变的特殊转型时期。“文化自觉”将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主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的必要保障。以民族文化为例，这一转型时期将使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外部文化不断交融、整合乃至冲突的挑战，这种挑战和冲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加快各民族的社会转型；触动各民族的文化变迁；强化各民族的崛起意识。
呼伦贝尔有着各民族文化空前活跃的历史，不同文化相互间有着很强的容纳性和吸收力，使呼伦贝尔充满生机。今天的呼伦贝尔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调动历史文化的内涵，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民族文化的精神，才能发挥呼伦贝尔在新的历史舞台中的内在潜力。
扎兰屯市王淑贤副市长就扎兰屯市如何建设文化名市谈了自己的想法。题目是《发挥“塞外苏杭”品牌优势，做文化产业文章——关于扎兰屯市建设民族文化大市的思考》。扎兰屯市地处祖国北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被誉为“塞外苏杭”，扎兰屯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扎兰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祖国北疆独具特色的经济强市、文化大市和旅游名城的发展战略，立足于边疆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大力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打造文化大市、“构建文化产业体系，弘扬地方民族文化”。此举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市文化产业的繁荣，促进扎兰屯市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及自治区文化大区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讲演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了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她认为，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文化资源又是建立在文化创造基础上的“软资源”，再则文化产业的投资不受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的影响，所以扎兰屯市完全有可能走开发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该部分中她从特色文化、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古文化遗址遗存的保护和挖掘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陈述。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立足于本地实际，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几点思考”。这部分中她从6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即1、树立文化产业观念，确定分类指导原则，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必须树立大文化产业观念。2、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战略目标、工作任务、具体措施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3、进行改革创新，建立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和模式。4、拓展文化产业市场。5、建立文化产业政策体系。6、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
5、经济建设
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校国际通商地域院金鲜浩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呼伦贝尔盟与韩国之经济合作发展方向探讨》。发言由5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绪论、呼伦贝尔盟之经济特质、韩国对中国投资之特征、呼伦贝尔盟和韩国经济合作发展方向和结论。他说，目前全世界正在向无界的共同集团发展，这种世界化过程当中国家与国家或国家与一介地区的经济协力关系是难免的现状，而且双方交流的范围也从部份的交流发展到广泛的综合性交流。金教授以韩中关系作为一个模式进行比较，从而探讨韩国与呼伦贝尔盟关系发展趋势。通过对韩中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的分析，探求未来韩国与呼伦贝尔盟之间的最为合适的经济交流模式，以期找出双方经济交流发展的合理性与效率性。由于该领域至尽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所以金鲜浩教授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谈到呼伦贝尔盟经济特时他认为，目前呼伦贝尔在畜牧业、第二产业、(制造止)和交通等社会建设方面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主要体现畜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间的比例不恰当；第二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急需扩大和改善；交通网络薄弱等方面。金先生通过详细的数据和社会考察认为，韩国对中国的投资特性主要是偏向于沿海地区和第二产业。所以呼伦贝尔盟可利用第二产业的巨大潜力，积极争取国内和国际资金和技术，发展区域经济。而就呼伦贝尔与韩国间的经济合作发展模式金先生利用美国TEXAS大学的统计资料，对第一、二、三产业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后认为，目前呼伦贝尔盟的各类产品流通已基本成型，且市场前景广阔，尤其是丰富的劳动力是值得挖掘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金先生说，韩国与呼伦贝尔盟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展望是相互凹凸式的协力关系，其合作前景喜人。双方应积极探寻合作切入点，开展区域贸易，从而真正实现区域间及两国间的良性经济效益。
6、其他
由于时间的关系，部分专家和学者未能在大会上发言。但是除了上述内容外与会代表分别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角度和其他角度提交了自己的最近研究状况或论文简介。如有关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的民俗、蒙古部落的变迁、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传说、草原文明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论文等。与会者门不仅围绕千古伟人成吉思汗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还在其他领域和现实问题如就满洲里市和额尔古纳市的文化定位、发展模式和远景规划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议和中肯的柬言等事实表明，本次研讨会真正体现了学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原则，达到了交流和完善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