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3年(蒙哥汗三年)冬十一月,忽必烈亲帅十万大军,万里长驱,平定云南。从此,蒙古族留驻西南边陲,繁衍生息,历经750年的岁月沧桑。
今年,在隆重纪念蒙古人历滇750周年之际,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中国蒙古史学会、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学学院、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通海县政府、云南民族理论学会、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共同主办的“2003年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0月2日至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和通海县举行。
这次纪念蒙古人历滇750周年的各种庆典活动以及学术讨论会是由云南蒙古族研究会、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以及通海县政府组织承办的。云南蒙古族同胞为这次学术讨论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周到的服务,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10月2日,会议代表陆续抵达昆明,会务工作人员热情迎接,将他们安排在连云宾馆下榻。10月3日上午9时,在连云宾馆会议厅举行开幕式,来自内蒙古、云南、北京、新疆、青海、辽宁、黑龙江、安徽、四川、香港等地和日本、韩国以及美国等国家的120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开幕式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呼格吉勒图教授主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文精,云南省委宣传部领导,云南省民委主任和有关单位领导在大会上致辞。开幕式结束后,举行学术报告会,由内蒙古大学教授郝维民、安徽大学教授赵华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祖生利、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船田善之等4名专家作了学术报告。中午12时,代表们分乘四辆大轿车前往蒙古人聚居地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参加“蒙古人入滇750周年庆典大会”。下午2时开始,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以隆重的民族仪式欢迎会议代表,并举行了庄严的《蒙古人历滇750周年纪念碑》落成典礼。之后以多姿多彩的文艺表演、盛装游行将纪念大会推向高潮。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兰牧骑为当地蒙古族同胞举行了慰问演出,当地3万多各族群众观赏了他们的精彩演出。晚上通海县政府和兴蒙乡政府用当地所产盛情款待与会代表,用富有表现力的歌舞助兴。与会代表为全乡5千多同胞大举筵宴,展现蒙古族忽里勒歹遗风,凝聚民族精神的场面所震撼,所感动。
大会的学术讨论从4日开始在通海县熙苑宾馆举行。学术讨论会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白音门德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郝维民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方铁教授等轮流主持。会上总共提交论文或论文提要50篇,有40位中外学者在分组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和发言。会议以宣读论文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直到5日下午6时,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蒙古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形成了科学严谨、畅所欲言的局面,整个会议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最后由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作了研讨会综述。
齐木德道尔吉教授首先对这次研讨会的形式作了肯定。研讨会以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在开幕式后的大会中有4位中外专家发言,在小组讨论会上有30多位学者宣读了各自的文章。会议气氛热烈而活跃。
他对会议论文作了如下分类和归纳:
(一)元代及元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在这一领域,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作了题为“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的报告,认为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广开屯田,设立屯田管理机构,是云南历史上官府主持的首次大规模屯田,产生了明显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云南民田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水利设施得到了开发。农业的快速发展,为元朝在云南普遍收取农业税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作“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的报告,通报了在安徽新近首次发现的元代徽州路婺源州的契尾翻印件的消息,结合元代土地管理制度作了精彩发言。他认为元朝政府颁发的土地买卖、地权转让证书——契尾的发现,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史、土地制度史研究的空白。云南民族大学杨毓骧教授的学术报告“元朝经营西南的方针和策略”,系统地阐述了元朝以各民族的力量治理西南边陲的方针策略,并且以丰富的史料和调查材料证明元代有大量的契丹女真人随元军抵达西南,开发了西南,其后裔至今绵延不断。云南民族大学的纳为信教授作了“怀念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回顾回回人与蒙古人传统友谊”的发言,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与回回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回述数十万回回加入蒙古大军,参加元朝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受忽必烈派遣,在云南设立行省,建立了永久不朽的功业;兴蒙乡老百姓是元曲陀关元帅府蒙古人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旃元帅及其部分部属的后代;而距此仅10公里的纳家营纳姓则是旃大元帅的继任者,赛典赤四世孙纳数鲁元帅的子孙。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习作良先生也就赛典赤经营云南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云南粮食、税金大增,政通人和,为消灭南宋王朝,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朱耀庭畅谈了《成吉思汗》电视剧拍摄过程及自己正在从事的《忽必烈》电视剧剧本创作的体会。与会人员饶有兴趣地与他交流对二剧的看法和想法,向他提出了在《忽必烈》剧中充分总结《成吉思汗》剧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把握蒙古文化内涵,充分体现蒙古民族为统一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建议和希望。内蒙古大学教授叶新民就《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述的蒙古风俗作了发言,认为书中有元代法律生活中的蒙古风俗,也有元朝宫廷礼仪中的蒙古风俗,还有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含居住、饮食、婚姻、丧葬、祭祀、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记述。他就以上的内容列举了具体例子,认为书中丰富的内容可以得到汉文及其他文字史籍的印证,也可以弥补其他文献资料记载之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尤其该行记中有关蒙古风俗方面的记载准确可靠,可以证明马可波罗当时确实来过中国。内蒙古赤峰学院教授鲍音通过一系列考证,认为《白翎雀曲》是忽必烈为演出元杂剧命硕德闾创造的曲子,此曲可配多种剧目的乐曲。《白翎雀曲》在元杂剧体例的形成及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王风雷在即席讲演中就元代云南地区的教育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方铁教授的注意,并与之交换了看法。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包贵贞在她的论文“蒙元时期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中认为,蒙元时期随着蒙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宗教信仰作为蒙古人精神生活的支柱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萨满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形态不同程度地对当时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影响。经过资料的挖掘、分析与研究,得出蒙古人自身的文化传统、蒙元时期多民族融合状态、帝国统一的政治目标、宗教政策的导向和宗教自身的性质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蒙元时期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日本东京大学船田善之博士在开幕式大会上作了题为“蒙元时代公文制度初探”的学术报告,试图用当时公文语言运行情况解释蒙元时代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情况。他认为蒙古文直译体是由贵由汗送给教皇的书信翻译的方式逐渐形成的。他又以碑刻铭文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元代“白话碑”形成的过程。他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兴趣,认为很有新意。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祖生利也在大会上宣读了“《元典章•刑部》直译体文字中的语法现象”的学术论文,认为元代官方书籍、碑刻中的直译体文字虽然采用了元代汉语的口语元素,但同时也掺杂了大量的蒙古语成分,具有鲜明的混合语体特点。这种直译体文字还有现实的口语基础,是元代蒙古人所说蒙式汉语的书面反映,是中古蒙古语同元代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生动体现。他在讲演中列举了许多语言材料,试图对直译体文字中的诸多语法现象作出系统的解释。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元代直译体文字的语法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韩国尚志大学教授崔东权在小组讨论中发表了“朝鲜世宗皇帝的训民正音和元世祖的八思巴文字”的论文,对朝鲜文字起源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说“训民正音”的拼写规则与八思巴字相一致,有借鉴八思巴文字的痕迹。
(二)云南蒙古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云南蒙古族研究会原会长杨玮先生作了题为“云南蒙古族历滇脉络”的报告,对蒙古人历滇过程作了详尽的考证,分阶段加以阐述,并对现今云南蒙古族的成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先生根据2000年的统计,认为云南蒙古族人口有28,110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杨·巴雅尔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云南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变迁作了观察和解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内蒙古大学教授乌·满都夫对云南蒙古人所操语言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马世雯的发言“云南兴蒙蒙古族妇女角色和社区地位的演变”,结合自己编撰《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一书的体会,认为云南兴蒙乡蒙古族妇女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承受了所有的压力,撑起了半边天,重塑了民族精神与希望。她指出,当地蒙古族妇女,由家庭的一般成员逐步成为社会成员,在社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区活动的参与者、主持者,这与他们的由磨练而造就的坚韧顽强的性格,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三)古代和明清时代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教授张久和发表“库莫奚基本史料辨析”的文章,针对这一北方民族历史记载的辨析和史料价值的评价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内蒙古大学教授王雄以明代蒙古族世家为题,对遗留在明朝的蒙古族世家作了研究,得出明朝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人众,其中不少家族拥授有世爵、世职,列明朝统治阶层。有明一代,可考的蒙古族首受封爵者有十八家,二十爵。明朝的蒙古族世家的爵、职封授颇具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王朝的民族政策。他呼吁进一步作好田野调查工作,提高对谱牒文书开发的认识,以加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内蒙古大学教授金海宣读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的论文,认为近代以来蒙古地区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均有喇嘛上层参与并扮演重要角色;有些喇嘛上层直接掌管蒙古地区政治权利而形成“宗教世俗化”现象。究其原因是:喇嘛上层希望依靠世俗政治权利或以宗教干涉政治的手段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世俗统治者利用喇嘛上层为其政治目的和活动提供帮助。这两个方面促成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之间的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内蒙古大学教授齐木德道尔吉在其“四子部落迁徙考”的学术报告中,通过考证阿鲁蒙古四子部落在归附爱新国期间,几经迁徙,最后定居阴山北麓的过程,试图说明17世纪前半叶满蒙关系的实质。辽宁大学教授张杰作了题为“清代蒙古旗人硃卷的史料价值”的讲演,对清代乡试和会试中形成的文书——“硃卷”作了介绍,并利用《清代硃卷集成》的记载,对蒙古旗人倭人的家世进行探究,补充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他的讲演,使与会者对清代史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内蒙古多伦县旅游局的任月海先生就多伦汇宗寺的历史地位作了发言,系统地讲述了汇宗寺修建的过程和该寺在清代政治中的地位,并向大家通报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巨资修缮该寺的最新信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纳古单夫在其“关于《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之版本及其研究”一文中对这一重要蒙古史文献的各种版本作了介绍和罗列,并对国内外研究情况作了综述。最后提出了系统挖掘、开发和整理蒙古谱系的建议。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方志办的东席克先生作了“蒙古姓氏略”的讲演,介绍了自己花费20多年的功夫,整理和调查国内蒙古族姓氏,收集到1千多人的传记和2万多人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4530多个姓氏的过程。日本国京都学园大学教授若松宽的“《格斯尔》与波斯神话”的讲演认为,北京版《格斯尔传》中的格斯尔的别名希鲁·塔斯巴(Silu Tasba)源于波斯神话中征服龙的英雄凯勒萨斯帕(Keresaspa)。他的这一观点开阔了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视野,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兴趣。
(四)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发扬蒙古族历史文化优良传统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教授郝维民以“刍议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族”的题目在大会作学术报告。他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民族的发展密切相关。在20世纪结束时,中国的蒙古族人口达到581.3947万,大都分布在西部开发省区内。正确、充分认识蒙古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卓越贡献,是议论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民族发展的着眼点。他认为,要充分借鉴在新中国50年历史上蒙古民族发展的经验教训,把握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制订 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研究和弘扬蒙古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注意保护、治理蒙古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要以法制保障蒙古民族的持续发展。云南蒙古族研究会的杨剑利女士发表题为“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作用”的讲演,认为云南蒙古族历史文化应当为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需要服务。她从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合的角度探索其规律性;从启迪后人“变则通”的创新意识角度探索其知识性;从发掘开发历史文化精华的角度去探索其借鉴性;从云南蒙古族750年坚忍不拔、开疆拓土、繁衍生息的史实中探求凝聚性。她的发言引起同样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努力的内蒙古代表们的关注,启发他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国家图书馆馆员申晓亭作了“建设蒙古文文库的思路与建议”的发言,结合《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和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项目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建立蒙古文文库需要有统一的编码和兼容多种文字的蒙文文字平台的思路,建议积极开发WINDOWS蒙古文平台,开发蒙文OCR识别软件,统一拉丁文转写方案;通过机读目录系统、扫描技术以及对编辑文档数据进行改造等不同途径建设多种类型的蒙文文库;国内的相关项目要实现数字化、网络化;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性的、网络化的蒙文文库等。她的思路和建议引起与会者的响应和热烈的讨论。
由于时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学者未能在讨论会上宣读自己的论文。他们是:卢明辉的“后金(清初)与科尔沁诸部联姻政治”;包贵敏的“蒙古族妇女口述史初探”;佟德富的“蒙古族在科技领域的历史贡献”;杨德华的“探寻云南蒙古人最早古墓‘达子坟’”;马京的“从边疆研究的途径看云南蒙古族 ——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个案研究”;那顺巴依尔的“蒙古族亲属制度的变迁 ——以察哈尔个案为例”;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荣盛的“云南宣威余姓蒙古族族籍浅论”;朱耀庭的“征服与被征服 ——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杜玉亭的“忽必烈平大理国三大史义说”;高立士的“曲靖市余氏族源考”;F. K. Lehman的”Remarks on Borderland Ethnicity”;等。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论文由于笔者未能与会,只能以会议材料形式发放给大家,以供参阅和交流。
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内容丰富,领域宽广,有不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出现,值得高兴。会议开得热烈而紧凑,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代表会议组委会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祝大家在会议下一阶段取得更多的收获。方铁教授代表会议组委会宣布2003年中国蒙古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会,从明日开始进入学术考察阶段。同时通报了由于经费和编辑力量不足等原因,会议论文不以专集形式编辑出版,希望大家将各自的论文修改后投给“蒙古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云南大学学报”等期刊的会议组委会的决定。
(齐木德道尔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