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成果是我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批重大项目《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01ZDXM850008；结项证书号：05JJD0086）的最终成果，由我中心专职研究员恩和教授主持完成。2011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以我中心学术著作系列（TOMUS26）出版发行。

 

 

 

该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批民族学重大项目之一——《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由4本专著组成。

一、项目组的分工

本项目由民族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社会学、草原生态学、数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与党政部门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通力合作的跨学科研究。

项目主持人恩和、额尔敦扎布负责完成了课题框架设计和项目论证报告。项目分四个子课题实施。

子课题1——《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由额尔敦布和研究员主持；子课题2——《草原牧区生态环境安全与资源优化配置研究》，由刘钟龄教授主持；子课题3——由那顺巴依尔教授主持；子课题4——《内蒙古牧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研究》，由额尔敦扎布教授主持。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特色：

项目的实施虽曾受到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影响，经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按期完成了原定任务，形成了由4部专著组成的系列成果。其主要内容和特色如下：

成果1——《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由额尔敦布和撰写，其中“草原牧区的自然灾害及其防治”一章的初稿，由天莹研究员提供。该成果从两个方面对内蒙古草原牧区畜牧业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对草原畜牧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二是对草原畜牧业发展出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课题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了只对既定政策的正确性加以论证和诠释的旧框框，客观地评价和总结了以往的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认为：①民主改革时期制定和实施的牧区特殊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中央放手使用了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又熟悉牧区特点的民族干部，从而促进了牧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牧区社会的进步；而在随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因以传统农耕文化思想指导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导致了大面积开垦草原等重大失误。②初步论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草牧场的急剧退化以及超载过牧、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出现，与牧区经济体制改革时生搬硬套农村经验的做法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③匡正了“游牧落后，农耕先进”、“草原牧区地广人稀”等流行观点的谬误。④梳理一个时期以来草原牧区发展问题上的争论，认为由于往往只把“发展”置于“硬道理”的位置而忽视可持续性这个基础，从而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⑤提出了以继承和发展游牧方式的合理内核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建议。

    成果2——《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问题与生态安全带的建设》，由刘钟龄、恩和、达林太、郝敦元、朱宗元撰写。在多年的草原生态定位监测研究和本课题大量调查的基础上，该成果对草原退化的人文社会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相互叠加耦合效应做了剖析，进而提出：①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和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尽管草原地区的气温比上世纪50年代有所提高(1℃左右），对永久样地22年的观察记录证明，生物生产量的变化属于正常的随机波动，所谓造成草原退化的“天灾说”站不住脚。②牲畜头数的增加和超载过牧，只是在己经缩小的草原区域内和现有的草牧场管理模式下成为草原退化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③根据内蒙古草原退化的实际状况，以植物群落生物产量下降率、优势植物种群衰减率、优质牧草种群产量下降率等9项指标综合测算，提出了4个等级的退化分级。④对秦汉以来草原变迁进行一长时段分析后认为，内蒙古草原严重退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以农耕挤占、取代游牧，以及蒙古族民族文化精髓的丢弃。⑤鉴于内蒙古牧区地域辽阔，不同草原类型区域的退化荒漠化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治理模式。⑥同蒙古国相比，内蒙古草原的退化荒漠化更为严峻，其导因更为复杂。⑦草原生态安全带的建设应遵循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模式。

成果3——《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由那顺巴依尔、王俊民、包红霞、图门其其格、乌兰图克、格日勒图、苏永生、恩和撰写。该成果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和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的主要社会事实，着重从社区变迁、人口问题、亲属制度、消费模式、民族教育、宗教信仰等层面，做了研究和分析。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①鉴于迄今为止对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尚无系统研究，我们的研究属于首次从多学科视角（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经济学等）观察和分析上述社会层面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尝试。②在社会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蒙古族亲属体系、家庭结构、婚姻等诸多社会生活重要环节方面，已发生结构性的或根本的变迁，并指出了导致这些社会文化变迁的政治经济因素。③首次提出蒙古族的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已与其传统消费模式脱节，变更为与现代／汉族文化接近的一种消费模式这一观点，并认为这种新的消费模式的形成，是在整个国家和社会进步和发展意识形态的直接作用下完成的。④内蒙古牧区社会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其精神文化己从佛教主导型转向较为世俗化；而这一过程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息息相关。当然，传统宗教在内蒙古社会生活中并未完全消失，仍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包括起着积极的伦理道德疏导作用。该成果也对这一领域变化做了较为细致的理论梳理。⑤我们通过现代教育在牧区的普及进程，观察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变迁，力图说明民族教育的现代化在蒙古民族融入中国社会文化进程中的意义，并指出其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和理论问题。⑥理论上概括了内蒙古牧区社会的结构、布局和功能，分析了其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总之，如果说，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和事物的分类并赋予他们特定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所做的研究就是探究牧区蒙古族对人（自我、家庭、亲属、性别、社会阶层）和事物（从居住到服饰）的重新分类和赋予新的意义的历史进程。

成果4——《内蒙古牧区发展研究》，由额尔敦扎布、包玉山撰写。该成果总结了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的草原牧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实施的发展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如下观点：①首次提出草原的价值不是有直接投入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同样面积草原即人工草原所投入劳动量决定，据此指出了征用或占用草地所应支付的费用标准。②自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牧区在绝对意义上取得了发展，但在相对意义上却落后了。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边缘的边缘化”。③有鉴于此，主张协调草原法、土地法、矿产法、森林法之间的关系，依法治理和保护草原，保护和发展游牧文明，确保文化的多样性。

三、成果意义、影响

本课题成果的部分内容已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和出版之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关于草原荒漠化问题若干新观点，在关心草原命运的众多社会人士中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课题组几名学术骨干均曾接受本地区多家新闻媒体采访，《中国民族报》理论版发表了我们的2篇文章（2003年6月10日、7月15日）；《经济观察报》及其网站发表了采访我们的长篇访谈录(2003年1月27日、2月27日）；我们课题组几名成员应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邀请，先后参与了2003年3月在北京和2004年4月在呼和浩特主办的《曾经草原—内蒙古生态与游牧文化展》活动，面向学者和公众开设了讲座。这些成果对国外学术界也曾产生一定影响。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蒙古项目主持人、瑞士驻蒙古总领事为首，瑞士、德国、蒙古等国学者组成的学术考察交流团一行15人于2004年4月19-26日期间专程访问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就天然草牧场的管理、保护与恢复，人工草场的建设，草原荒漠化的根源，牧区发展的政策与法律环境，转型时期牧民生活等广泛议题，同本项目组做了交流。课题成果中的部分观点曾在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顾问会议、内蒙古政府法制顾问会议、内蒙古党委政研室有关会议提出后引起共鸣，也曾产生一定影响。同时，这一成果在蒙古学的学科定位、牧区问题的本质特征等基本问题上有所突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若干特色：

首先，牧区研究课题的立项启动本身就是冲破蒙古学学科概念方面的思想禁锢，突破其传统界限的产物。鉴于具有中国特色蒙古学学科定位工作的长期缺失，蒙古学界许多业内人士把自己投身其中的学科基本等同于、甚至完全等同于俗称“老三篇”的蒙古族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项目组关于牧区问题的系统研究及其成果向人们表明：牧区发展问题本身就是蒙古学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

其次，本系列成果的作者们超越了将牧区仅仅视为“利用天然草原，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畜牧业以取得畜产品为主的一类区域”这一传统认识，将其重新界定为20世纪上半叶之前农耕入侵历史进程中得以保留下来的“蒙古民族地区”。

基于对牧区本质特征的这一认识，我们进行了多学科通力合作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结论。例如：①课题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突破了只对既定政策的正确性加以论证和诠释的旧框框，客观地评价和总结了以往的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②初步论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区草牧场的急剧退化以及超载过牧、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出现，与牧区经济体制改革时生搬硬套农村经验的做法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③内蒙古牧区草原荒漠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其主要成因是人为因素，究其本质，它不是超载过牧型荒漠化，而是垦殖性荒漠化；④自改革开放以来，草原牧区虽在绝对意义上取得了发展，但在相对意义上却落后了；⑤作者们为草原牧区畜牧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坚持以继承和发展游牧方式的合理内核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

该系列成果还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和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的主要社会事实，对内蒙古牧区的社区变迁、人口问题、亲属制度、消费模式、民族教育、宗教信仰等问题，做出了新的概括，得出了若干新的结论。

不过，鉴于草原牧区问题本身是一类涵盖诸多领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题目，我们的工作也只是涉足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界读者提出批评指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草原牧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推进，便是我们提交出版的心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