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日，我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首届“阿纳尔”多语种文献研究博士生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以及我中心、我校蒙古历史学系的70余人以线下和线上形式参加了这次论坛。中心副主任乌云格日勒研究员主持论坛，中心主任乌云毕力格教授致开幕词，介绍开办论坛的意义和论坛名称的来历，他说博士生的培养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开办论坛，现场锻炼博士生思维表达能力和科研总结能力，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途径之一。论坛名称“阿纳尔”，其意为石榴子，寓意中国民族史、民族地区历史研究需要不断挖掘和广泛利用文献史料，而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不仅数量庞大，语种也多，收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文化之中，就像石榴子一样，聚于其中，取之不完。在论坛开幕式上我校研究生院侯宏旭副院长致辞，向参会师生介绍我校研究生和研究生院基本情况，高度肯定了开办博士生论坛的意义。此次论坛共11名同学作报告，分上午、下午两场进行。中国人民大学黄维忠教授、索罗宁教授、乌云毕力格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教授、叶尔达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白拉都格其教授、苏德毕力格教授、希都日古教授全程参加了会议，并对学生报告做了点评。

乌云格日勒副主任主持 乌云毕力格主任线上致开幕词

侯宏旭副院长致辞

上午场有5名同学作报告。曲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报告题目为：“准噶尔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内容为：准噶尔覆灭前后清朝西北地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天花疫情，疫情波及范围广，影响较大。报告人利用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分析讨论西北地区在乾隆年间两度爆发的天花疫情、传播原因、应对措施，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对其进行分析。报告人认为正是由于准噶尔与清朝和周边势力之间的战争，导致分裂和内讧，社会秩序混乱，使本就一直存在的天花病毒有了大爆发的条件，使病毒的传播更加肆无忌惮。而疫情的扩散，反过来社会更加失序。伴随着饥荒、战火，将准噶尔社会拉入深渊。因此可以说，准噶尔末年的疫情爆发与准噶尔社会的失序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加速了准噶尔的灭亡。 

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评议报告

李宏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报告的题目为：“《万历起居注视角下的阿拉坦汗及其家族”，内容为：明代汉籍中记载了一位蒙古贵族挨落台吉，“挨落”之名不但作为一个台吉的称号，也以“挨落鞑子”的形式出现在《万历起居注》。明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时，《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中有挨落台吉之名，受封明朝正千户。其出身在明代汉籍史料中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为挨落台吉是大台吉子。第二种为挨落台吉为火落赤把都儿子。《北虏世系》记载，哑速火落赤把都儿台吉有四个儿子，唐兀台吉、矮落台吉、千令台吉、虎剌海气台吉。其中唐兀台吉和矮落台吉是在隆庆五年一道受封的，唐兀台吉为副千户，矮落台吉为正千户。封贡名单的顺序，基本按照家族排列，挨落台吉夹在大成台吉一系和不只克儿一系中间，可以确定他是俺答的侄孙辈，因此挨落台吉确实为火落赤把都儿台吉子。然而随着身份的确定，有若干个问题出现，报告人提出关于挨落台吉兄弟的下落以及所谓“挨落鞑子”击败俺答一事等问题，有待于深入。

阿如汗（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报告题目为：“再论晋抚张之洞之口外七厅改制”，报告由口外七厅的形成、察哈尔官荒马厂的押荒筹响、口外七厅改制及影响等内容组成。探析清末张之洞提出的口外七厅改制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清末，清朝迫于局势，在察哈尔官荒马厂地“押荒筹饷”。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察哈尔左翼官荒马厂地押荒升科，并对口北三厅进行了边缺改制。山西巡抚张之洞负责察哈尔右翼官荒马厂地押荒升科，在提出“变通边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口外七厅改制。改制体现清朝对内蒙古地区行政管理制度的逐步转变——即进一步趋于与内地行政一体化。口外七厅改制，使得厅的职权大为提高，为移民到口外开垦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了当地社会经济变迁。七厅改制利于管理土地和人，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却忽略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人的生计问题，引发许多负面后果。呼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报告题目为：“<三十二木人的故事>在蒙古地区传播来源问题”，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巴哈口述的《阿尔扎波尔扎汗的故事》，第二是巴哈所译《三十二木人的故事》，第三是巴噶汗所译《三十二木人的故事》。报告认为《哲布尊丹巴一世传》中的“伯格尔米基德汗的故事”是在蒙古地区传播的《阿尔扎波尔扎汗的故事》的来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三十二木人的故事》是巴哈翻译的，时间为一世哲布尊丹巴在世且在外蒙古之时。除此之外，报告讨论了另一个印度高僧巴噶汗译介的文本，推断译介年代为 1746 年。报告基于《三十二木人的故事》的诸多文本，探讨其传播来源，并对策·达姆丁苏荣的相关研究做了梳理和纠正。

阿布拉江·玉苏普（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2020年级博士生）报告题目为：“从史诗到史事——史诗《亚起伯克》及其史料来源考”，内容首先介绍流传在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人民中的英雄史诗《亚起伯克》。通过察合台文史料《赖世德史·附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汉文、察合台文多语种档案当中关于乾隆年间发生在喀什山区的燕起事件的记载，考证了史诗《亚起伯克》的故事起源于当地民众反抗清朝政府的统治。在史料记载中，亚起伯克的父亲被清政府逮捕后，他担心自己被牵连受罪，带着家人逃跑，因此成了逃犯。此时，哈密地区正遭受准噶尔的残酷统治，那里出现反抗准噶尔势力，民众渴望有英雄带领作斗争。两者在哈密地区相结合，民众把有关对准噶尔反抗的歌谣与有关亚起伯克的歌谣相糅合，形成了以亚起伯克为主人公的英雄史诗。在哈密和吐鲁番地区，有关亚起伯克的情节被本地化并经历了再创造的过程，形成了目前比较完整的版本，广泛流传于当今哈密和吐鲁番地区。

下午场有6名同学作报告。英卡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报告题目为：“顶翎与治边：试论清朝对哈萨克的顶翎政策”，报告以满文档案为基础，讨论了清中期清朝对哈萨克黑骨阶层授予顶翎之策的特点、影响及实质。报告人认为在人身依附关系严密的哈萨克游牧社会中清朝不区分哈萨克白骨（贵族）和黑骨（平民）阶层授予顶翎这一举动，无疑使哈萨克对清朝的好感倍增，后期清军在准噶尔地区的军事活动中哈萨克黑骨表现出异常的积极配合。无论白骨还是黑骨得到清朝的顶翎在哈萨克社会成为了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体现。报告人总结到清朝对哈萨克的顶翎政策，不仅是清哈政治关系史极其重要的一环，更是清朝西北边疆治理颇具特色的一面。

苏都必力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报告的题目为：“二世江隆班智达洞礼年班活动述略”，报告以二世江隆班智达藏文《传记》为中心，基于二世江隆班智个人藏文《传记》及相关档案史料，对二世江隆班智 “洞礼经年班”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利用《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概述了嘉庆朝在蒙古地区所设“洞礼经年班制度”的概况。“洞礼经年班制度”的制定加强了清廷对蒙古地区佛教事务的管理，实为清廷早先制定的蒙古王公朝觐年班制度的一种延伸。报告的亮点在于利用相关档案史料确认蒙古地区的呼图克图、喇嘛“洞礼经年班”的制定年份为嘉庆二年（1797），报告还讨论了喇嘛洞礼经年班制度的一些运行环节。阿拉坦巴根（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报告的题目为：“《智慧之源》总序所载‘阿阑·豁阿感生传说’史料来源考”，主要内容为在乾隆六年（1741）春，清朝乾隆皇帝敕令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和噶尔丹活佛洛桑丹白尼玛蒙译佛教典籍《丹珠尔》。若必多吉为了完成次此任务提议要求编纂蒙藏合壁的佛教辞书《智慧之源》。在此，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也以主要编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在此之前其已经完成了蒙古编年史《恒河之流》和佛教流传史《汉区佛教源流记》两部历史巨著。其中在《汉区佛教源流记》第一章蒙古起源传说中阿阑豁阿受“彩虹之光”孕育“孛察尔”的描述与《智慧之源》总序所记载一致，因此判断《汉区佛教源流记》极有可能是《智慧之源》总序所载蒙古起源的史料来源。故作者对该两部佛教文献中所记载的“阿阑豁阿感生传说”进行了藏文文本比较研究。通过词法分析及字词对应关系考证，发现《智慧之源》逐字简化吸收了《汉区佛教源流记》中所载“阿阑豁阿感生传说”，由此作者推断《汉区佛教源流记》为《智慧之源》史料来源之一。乌云图（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报告题目为：“关于浩齐特左翼旗两幅游牧图及所标地名”，对德国所藏蒙古游牧图和日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藏清代锡林郭勒盟浩齐特左翼旗游牧图进行比对，并利用《大清一统志》、《蒙古游牧图》、《大清会典》、《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诸多文献加以补充。报告人进行田野调查，并运用最新地理信息系统，对游牧图所标地方进行精密定位并且复原出清代浩齐特左翼旗游牧地范围。夏文超（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2018级博士生）报告题目为“属民与属地——从科尔沁左翼前旗庄头地归属变迁看清代蒙旗管理体制的变化”，内容为：在清代前中期，蒙古王公与属民之间的从属关系是蒙旗旗民归属的基础。到清末“新政”时期，对蒙管理体制不能与蒙旗开垦后的局面相适应。因此，旗民归属认定发生了转变。报告以科尔沁左翼前旗七大屯庄头地和五里山庄头地为案例，依据原始档案和《东三省政略》《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等史料，探讨清末蒙旗内部管理体制的中心从属民转向属地的演变过程。报告对蒙旗内的隐性社会成分、外旗属民认定、清末国家对蒙旗旗民归属认定的转变进行分析讨论，揭示旗民归属认定转变的深层原因。属民向属地的转变，使得盟旗制度的游牧社会属性减弱，蒙旗与一般州县在行政管理上逐渐趋同。

白拉都格其教授评议报告

 高艺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21级博士生）报告题目为“西夏文《同音》“同居韵”及相关现象的文献学考察”，报告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同音》和罗福成抄本进行对比，发现抄本与出土原件有很多出入。对西夏文辞书《同音》一书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进行了解读和研究，也对《同音》中例如“同居韵”等诸多不合体例的现象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解释。报告人经过对比总结出西田龙雄等人所提有些见解，是因为抄本中的错误所导致的。

最后，乌云格日勒研究员做了总结，她说参加首届“阿纳尔”博士生论坛的报告者，来自不同的学校，报告涉及广泛的内容，利用的

文献语种多达10种左右，报告人态度认真，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质。同时，呼吁学生们踊跃参加下一届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