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中国蒙古史学会、呼伦贝尔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额尔古纳市委、市人民政府、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承办的“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7月25-28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召开。与会代表于7月24日报到，25-26日举行了学术会议，27-28日进行了学术考察。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蒙古秘史》研究；《史集》研究；蒙元时期多文种文字文献研究；大蒙古国研究；蒙古先民史及蒙古族族源研究；蒙古与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相关历史研究；蒙元时代中亚史、南北民族交融史研究；蒙元考古研究；国内外成吉思汗及蒙元史研究动态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多家学术机构、高等院校的12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25日上午8时，学术会议在额尔古纳大酒店开幕。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规划处处长徐青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成崇德；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宝音德力根、呼伦贝尔和额尔古纳市党政部门相关领导，以及中国蒙古史学界前辈周清澍、郝维民、乔吉教授等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成崇德主持。齐木德道尔吉校长、徐青森处长、额尔古纳市委书记牛振声分别致词。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宝音德力根代表第八届理事会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为契机，交流成吉思汗和蒙元史研究成果，切磋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问题，以进一步深化成吉思汗和蒙元史研究。会议先后收到学术论文近百篇，从来稿中挑选出五十篇，在会上进行讨论。论文主要涉及蒙元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泛内容。本次会议举行四场主题报告和两个分组学术报告，每个分组安排两场报告，每场约六位学者作报告。
一
本次会议特邀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三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内容涵盖历史人物、社会制度、文化交融、民族关系、民族认同、历史遗迹、档案文书研究等诸多方面。他们的报告体现出中国蒙古史研究的新水准和新动向。
“成吉思汗及其遗产”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南京大学历史系刘迎胜教授作了题为《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创造者》的学术报告，从成吉思汗个人和家族命运、民族命运、国家命运和世界命运改变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成吉思汗的身世、蒙古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事业，认为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建立的元朝，不但是北方民族首次建立的包括整个中国的政权，也是将数千年来形成的汉地与草原的相邻关系，发展成共生关系。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论——是一个有充实内容的论断，这就是成吉思汗留给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遗产。同时，成吉思汗和他开创的蒙元帝国，开启了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序幕。内蒙古大学宝音德力根教授作《者勒篾本名及事迹》报告，在对成吉思汗四杰之一的者勒篾本名的主要史料及其记载作了科学考证的基础上，梳理出者勒蔑的身世和事迹。他认为者勒篾最初的身份是守门人——“哈必赤—玉典赤”，大约在1183年左右，担任成吉思汗怯薛长。者勒篾出身兀良哈，其祖先是不儿罕山(Burqan qaldun)的“主人”。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征服了他们。者勒篾深得成吉思汗信任，对成吉思汗有三次救命之恩，但他早于成吉思汗去世，其后裔那颜守护着成吉思汗陵寝。
围绕“蒙古先民史及蒙古族族源研究”题目，学者们以考古研究成果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为蒙古民族的发源地，呼伦贝尔地区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一片热土。该地区发现多处蒙古先民的遗迹，为研究蒙古民族族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以《蒙古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为题，系统介绍了近年来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早期遗存的考古发现。目前主要的考古发现为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群和奇乾乡遗存以及蒙古国境内的阿乌拉格遗址。他充分肯定呼伦贝尔作为蒙古民族的发源地值得考古学者开展工作，强调史学界需要进一步重视这些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继续将蒙古族族源研究推向深入。
“蒙元社会制度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焦点。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在《元朝诸帝春秋游猎与昔宝赤、贵赤执役新探》中，从柳林“飞放”与元朝诸帝春猎盛况、关于诸帝在上都的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昔宝赤鹰房万户、贵赤侍卫亲军等设置及其在春猎秋狝中的职能等几个方面对元朝诸帝“春猎秋狝”及其文化背景、蒙古前四汗四季行宫习俗的沿袭、昔宝赤和贵赤二执事的扩充和职能的上升、昔宝赤户所反映的北方主从隶属关系等问题作了饶有兴趣的研究。暨南大学屈文军副教授《成吉思汗的遗产与忽必烈的变革 ——综论蒙元王朝政制二元性对当时社会和其后历史的影响》一文，认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保留成吉思汗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有选择地采纳了一些汉式制度。报告从二元体制的确定、国家符号体系二重性的意义、中央职官制度中的二重性、二重性政治制度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作出“就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而言，宋元变革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君主开明专制从此演变为君主绝对专制，但这种大转折、大演变与蒙古人对汉地的征服其实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南北民族交融史研究方面，云南大学方铁教授所作的报告《北方游牧民族两次南下西南边疆考述》具有代表性。文中述及，北方游牧民族在汉代、元代两次南下西南边疆，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这两次南下西南边疆，其发展轨迹和所产生的影响，各有其丰富的内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北方游牧民族这两次南下，在诸多方面亦表现出不同。相比较而言，南宋后期与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南下，意义更为重大，并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特点。文章还对对蒙元统治者经营西南边疆的史实做了深入的阐述。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在《从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蒙古文化中的成吉思汗形象看儒家文化的特点》一文中，对几种文字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加以对比，以图揭示儒家文化对成吉思汗形象所表达的一些特点。他认为《蒙古秘史》中的成吉思汗形象是最真实的，它直接表达蒙古民族的最朴素、真实的世界观。波斯文史书《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塑造的成吉思汗形象与《蒙古秘史》基本一致。但基于儒家文化所要达成的“开国君主的形象要树立成后世表率”这一标准，《元史》等汉籍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被塑造成儒家价值观的体现而成为“神”。这种“求善高于求真”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活跃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的两篇报告，一是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的《将帅家丁与明蒙关系——前近代内亚游牧农耕关系重审》一文，以长城沿线游牧—农耕关系互动区域为关注点，在互动关系的自身逻辑中，以1570年俺答汗的孙子把汗那吉降明事件为起点，讨论浮现于文献中的“捣巢赶马集团”及其他们在明蒙关系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16世纪明蒙互动关系的分析，作者认为明蒙之间绝非抢与挨抢那么简单，而是互相掠夺的关系。这一结论在明蒙关系方面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谢咏梅《宗族观与民族意识的交错与融合——围绕中国汉地木华黎后裔事例》一文，考察了分布在辽宁、河南等省份的蒙古功臣木华黎后裔群体中存在的宗族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交错和融合现象，揭示出隐藏在“宗族”这一具体而牢固的形式背后存在的、同时也成为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这是研究民族认同感的一篇典型的文章。
档案史料的研究一直是蒙古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尤其是近年来大量蒙、汉、满、俄文档案的陆续整理出版，使蒙古史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内蒙古大学的学者利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档案材料，发挥自己熟练应用满蒙汉文文献的优势，在较为扎实宽厚的历史学研究基础上，在清初蒙古史史料研究、爱新国时期女真/满洲与蒙古关系研究、爱新国与察哈尔关系研究、外喀尔喀与爱新国/清朝关系研究等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就。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以《17世纪上半叶蒙古史研究综述》一文，系统介绍了内蒙古大学学者利用各种文字的档案研究清初蒙古史所取得的成绩。
文献研究，尤其是《蒙古秘史》研究成果的展示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以中国社科院乌兰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乌兰所作《元朝秘史文献学研究史》指出，《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经过长期广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秘史》学”。到目前为止，《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论文就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梳理，循其主要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回顾。笔者从“早期文献学研究”、“初步发展期文献学研究”、“成熟发展期文献学研究”等三个阶段来做了总结和介绍。内蒙古大学布仁巴图教授《<蒙古秘史>有关“建国称帝”成语考》一文提出，《蒙古秘史》第123节所记成语“ ”在成吉思汗建国和称帝时出现过三次，它对成吉思汗的政治生涯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论文对这一成语的内容、历史背景和相关史料记载以及它的象征意义作了阐明。除《蒙古秘史》外，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集美博物馆珍藏的一部明代珍贵的佛教文献——1431年北京木刻版佛教经卷辑，并对15世纪的蒙古语语音的一些特点做了探讨。他的研究成果以《读1431年木刻版畏吾体蒙古文佛经序与跋》为题，对该书的序和跋作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考释和语文学解读。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乔吉以《阿优什希固什及其“阿礼嘎礼”（Ali Gali）字母》为题，对明代右翼土默特万户堪称“诸师之首”的阿优什希固什作了专题介绍。作者认为，阿优什希固什在右翼万户的宗教活动中始终跟随阿勒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于1587年创制了“阿礼嘎礼”（Ali Gali）字母，为佛经翻译中准确转写梵文做出了关键的贡献，同时他还担任《甘珠尔》经翻译的主要领导工作，亲自翻译了几部重要佛教经典。
作主题报告的13位专家学者均为目前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入提升以及拓展，在蒙古民族族源地切磋学术，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会议的学术含量。“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勘比秦皇、汉武的伟大帝王，是新时代的创造者，也是开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千年伟人。这是成吉思汗和蒙古民族对人类历史最重要的贡献”，这是刘迎胜教授多年在蒙元史研究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方铁教授多年在西南地区开展研究，他认为蒙元时期北方民族的南迁，对边疆的开发和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南迁后的蒙古民族后裔在生活、信仰诸方面仍保留着“宗族”意识和认同，这是谢咏梅教授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得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乌兰教授为首的资深学者在该领域潜心研究，系统归纳评价国内外《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使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会议的主题报告代表当前的最前沿学术水平，正如刘迎胜教授在总结中所称“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在学术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当过了五年或十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主题报告中有多少个能够不断地仍然被学界引用，能够成为下一代研究的积淀和台阶，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深刻感觉到这些报告中有相当的比例能达到这个水准”。
二
第一分组的讨论主题是“历史”和“文化”两大类。报告者多为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或在校研究生。
蒙古先民及蒙古族族源研究方面的论文有两篇。内蒙古大学年轻学者白玉冬的《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鞑鞑》一文，通过对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人鲁尼文碑铭的解读，进一步证明了10—11世纪漠北存在的九姓达靼王国。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金·乌兰的《<使高昌记>拽利王子族考》，利用王延德《使高昌记》的相关记载，考证拽利王子族住地，其渊源以及与克烈部、札剌亦儿部之间的关系，颇有新意。
蒙元历史方面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赵文坦教授在《关于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以成吉思汗征召全真教教主丘处机这一历史事件为引子，对丘处机及其讲道、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关系中的几个细节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丘处机的西觐，并非是全真教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并对全真教史籍对丘处机的一些溢美之词作了评论。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生陈玮的《大蒙古国京兆总管府奏差提领经历段继荣墓志铭考释》一文，通过解读该碑铭的内容，详细考证了段继荣家族世系和与河中几大望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及其仕宦经历。内蒙古大学高建国、萨日娜共同完成的《“额勒只带”史实考辩》一文，根据波斯文和汉文史料考证五位称之为“额勒只带”的身世和主要事迹。内蒙古大学额尔敦巴特尔副研究员《高丽王室与元晋王家族的关系》一文，对高丽王世与元朝晋王家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泰定帝生年作了考证。
对大蒙古国时期汗位更替与后王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的有三篇文章。内蒙古民族大学聂晓灵副教授作《蒙哥汗的即位与蒙元帝国》报告，主要从蒙哥汗的即位对元朝大一统政权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方面作了阐述。内蒙古大学杭宏英博士《蒙哥汗登基汗位及窝阔台系后王之去向考》一文，通过蒙哥和忽必烈对窝阔台家族的经略，对分散在西部和西北一带的窝阔台后王作了考证。呼和浩特职业学院赵一兵教授《蒙元时期巩昌汪氏与阔端及阔端后王关系考论》一文，就蒙元时期巩昌便宜都总帅府世袭总帅汪氏家族与窝阔台次子阔端及阔端后王的关系，分窝阔台汗至蒙哥汗时期、入元以后两大阶段进行了系统考察。内蒙古大学博士研究生特木尔巴根《静妃考》一文根据史料记载和田野调查，对顺治皇帝第一个皇后静妃的废除原因和最终归宿进行了新的探讨。
第一分组的另一个讨论主题是蒙元文化方面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非常活跃的一个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海青副教授作《论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世系传说的原型意义》报告，对成吉思汗家族超自然起源论进行分析，得出古代蒙古人的长生天崇拜意识积淀为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世系传说的原型，其思想根源为天命论思想。中央民族大学袁剑博士的《巴菲尔德的西北边疆观及其限度》，对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做了详尽的介绍，归纳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和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剖析。赤峰学院德力格尔教授《西拉木伦河流域畜牧经济起源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文，经过观察夏家店上层和下层文化之间近400年断层问题，对古代畜牧业产生的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历史文化分组的13篇报告涵盖蒙元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内容。首先，报告所涉猎的问题独特尖锐，如赵文坦教授利用大量的史料，批判过于夸大全真教教主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所产生的影响，对不真实的记载和研究提出质疑。其次，研究方法新颖，大量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如袁剑博士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一部著作进行考察；特木尔巴根在顺治皇帝第一个皇妃静妃故里进行田野调查，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三是，善于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白玉冬博士利用碑文的相关记载，考证“九姓达靼王国”；陈玮博士生同样利用碑文，对关中世宦之家段继荣进行考评。
三
第二分组讨论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到历史语言文字、蒙古文文献、社会制度以及现实的草原治理等内容。
古代语言文字方面的有，韩国延世大学在读博士生邵磊《以文字发展的角度看八思巴文对训民正音的影响》一文，通过对训民正音的创制背景及其文字特性的考察，探究训民正音与八思巴字之间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在读博士生杨晓华所作的《试论佛教术语蒙译的演变》，对比了两部佛典Medegdegűn与Čiqula kereglekűi中“器世界”相关术语，从术语翻译的异同阐述佛教术语蒙译的演变过程。此外，呼伦贝尔学院松迪教授《<蒙古秘史>中的地名“阔亦田”之考》一文，经过考证，初步确认《蒙古秘史》中的“阔亦田”之地就指今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境内莫日格勒河上游的辉腾岭。
蒙文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蒙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内蒙古地区的学者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内蒙古社科院全荣副研究员《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以及与<黄金史纲>的关系》一文，对两部蒙古文史书的版本流传、二者的异同方面作了考证。内蒙古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宫海峰《〈至正条格〉文书学研究》，从文书学角度就《<至正条格>校注本》中的个别特殊句法、专门术语和词汇进行探讨，并就《校注本》部分标点、校勘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更正。
内蒙古师范大学扎拉嘎教授《成吉思汗外交思想研究》一文，利用文献史料记载，从对成吉思汗外交思想的形成、以征战为主的外交策略，以及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阐述。山西右玉县宣传部王泽民《论蒙元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介绍了蒙元时期所采用的蒙、汉二元混合政权结构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沈昌伟研究员《忽必烈和十三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内蒙古师范大学王风雷教授《元代水军训练及军事科技教育》两篇目论文，对忽必烈时期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伟绩做了系统研究，并对当时的杰出航海家、海关贸易、禁海以及元朝的水军训练、军事科技教育等内容做了探讨。蒙古国科学院博士乌仁其木格以《对蒙古文化中的数理及其原型的解读:玉符与成吉思汗的吉祥守卫》为题，以蒙古文化中的玉符与成吉思汗的吉祥守卫为切入点，从数理角度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蒙古文化与匈奴文化在数理方面的承接机理。
除历史方面的内容外，会议还讨论了有关现实的草原治理问题。内蒙古大学恩和教授《步入歧途的草原治理：杜撰的历史与科学迷信》一文，剖析了草原研究主流派对草原治理的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根源，认为对草原畜牧业历史的歪曲和正在蔓延中的科学迷信，是使他们义无反顾地继续实施“问题政策”的两大推动力。
第二分组的讨论以历史语言、文献、社会制度为主，内容比较广泛。其中有的文章提供了新史料、以新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观点。从细小的考证，再到政治变迁，论证都非常扎实。最大的亮点是开拓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如杨晓华从佛教术语的翻译考察蒙古语的演变过程；全荣对两部蒙古文史籍展开比较研究，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值得重点关注的两篇新的研究报告，一是宫海峰对《至正条格》校注本的研究，二是乌仁其木格从玉符与成吉思汗的吉祥守卫作为切入点，利用大量的史料和实物来解读蒙古族的文化符号。另外，恩和教授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四
会议期间，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介绍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横向委托项目“《蒙古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工作进展情况。经过五年的艰辛努力，该项工作已宣告完成，进入出版印行阶段。该项目是蒙古学研究中心于2007年接受锡林郭勒盟行署委托，对1987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亦邻真教授《<蒙古秘史>及其畏兀体蒙古文复原》一书进行修订，最后形成集汉文原文、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和拉丁文转写为一体的《蒙古秘史》及其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以满足学界和社会的需求。该书以亦邻真教授的复原本为底本，与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详尽核对，取元代木刻版《入菩提行》字体，用电脑造字的方法精心制作而成。与此同时，对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文本做了较为准确的拉丁文转写。全书由序文、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影印、畏兀体蒙古文复原、畏兀体蒙古复原文本拉丁文转写和后记等组成，分上下二大册。全文录入亦邻真教授的研究文章形成序文一，乌兰教授结合近年研究成果撰写序文二，以展现《蒙古秘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果。这是基于亦邻真教授研究成果，利用蒙科立公司技术创造元代畏兀体蒙古文字体，复原《蒙古秘史》蒙古文文本的最新成果。该书由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出版，预计今年内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是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蒙古族文化遗产为宗旨的专业出版社。30多年来，已出版了《成吉思汗八白室》、《蒙古秘史校勘本》等有关成吉思汗和《蒙古秘史》方面的中外学者著作达70多种。为了比较系统地整理、出版成吉思汗和《蒙古秘史》研究成果，该社继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约定合作编写《“蒙古秘史”词典》的协议后，又策划启动了《“蒙古秘史”研究版本丛刊》和《成吉思汗研究大系》等两套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程。作为该系列项目的策划者，主编道尔吉以《<成吉思汗研究大系>及<“蒙古秘史”研究文献丛刊>的出版价值》为题，系统介绍了两套丛书的出版策划以及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
除两份出版文献的报告外，蒙古国科学院色·朝伦教授应邀作了《俄罗斯档案文献所载林丹汗史料》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他介绍了俄罗斯所藏1629-1636年间档案中有关林丹汗的八种记载，其中两份是蒙古文的，内容都是1629年西伯利亚的一些战略城市向俄政府报告的有关林丹汗的消息。沙皇得到西伯利亚方面的报告后命部下前往西伯利亚和喀尔喀和托辉特部黄金汗处了解林丹汗的详细情况。俄文档案中林丹汗以“四十万的汗”、“察哈尔汗”之称出现。朝伦教授介绍了俄罗斯几批使臣在西伯利亚和黄金汗处所收集到的有关林丹汗的消息。内容包括林丹汗部众、所使用的武器、与黄金汗联合的意图、林丹汗父亲的名称、与明朝的关系、当时的政局、林丹汗死亡以及被害的几种说法、同时代人士的口供等。最后强调，研究林丹汗应重视俄文档案的开发与利用，使研究更加完善和附合历史真相。除此之外，俄罗斯档案中还有关于土默特俺答汗和其它蒙古贵族的记载。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作了现场翻译。
会议期间，中国蒙古史学会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理事会，产生了第九届理事会。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理事长任命了新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27、28日两天，参会代表对蒙兀室韦、额尔古纳河、嘎仙洞遗址、莫尔格勒河民族文化村进行了学术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