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0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中国蒙古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周清澍教授治学思想研讨会暨“金心”蒙古学研究高端系列讲座（第2期）在呼和浩特春雪四季酒店隆重召开。会议分为两场举行，当日上午8：00-12:30举行了周清澍教授治学思想研讨会，下午2:30-6:00举行了第2期“金心”蒙古学研究高端系列讲座。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大连、杭州以及内蒙古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学生近13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周清澍教授

周清澍教授治学思想研讨会开幕式由我中心副主任乌云格日勒研究员主持。会议首先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了周清澍教授业绩以及与会嘉宾。

 

乌云毕力格教授

周清澍先生，1931年生，湖南人，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年内蒙古大学初建，先生自愿调来支边，在内蒙古大学执教和从研，已有64年之久。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说，周先生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内蒙古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事业。他是国内外著名的史学大家，成果累累，桃李满园。今年适逢先生九十岁华诞，特邀先生的同行、同仁、弟子从全国各地莅临会议，就蒙古史、元史学术问题切磋研讨，以此致敬先生。乌云毕力格教授一一介绍与会嘉宾，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额尔很巴雅尔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院长、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宝音德力根教授、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党总支书记梁文美博士致辞，对周清澍教授的科研业绩和教育贡献，尤其对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的发展，历史系、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建设与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额尔很巴雅尔教授

开幕式上周清澍教授儿子周颂简先生宣读家人的贺信。同时播放了周清澍教授女儿一家人、孙子的祝贺视频。

 

周颂简先生

开幕式之后，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江教授主持学术研讨，周清澍教授同事、同行、朋友及弟子们发言，对周清澍教授表达了衷心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内蒙古师范大学曹永年教授、内蒙古大学叶新民教授、内蒙古大学王雄教授、内蒙古大学薄音湖教授、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复旦大学达力扎布教授、呼和浩特职业学院赵一兵教授、南开大学王晓欣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乌云高娃研究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全荣研究员、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分别发言，专家学者们从各自的经历，回顾与周先生的交往，感谢先生在学术之路上的帮助与提携，高度赞扬先生对后学永远倾其所有，毫不保留，视学术为生命，笔耕不辍的精神。专家学者们高度评价周先生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以及对蒙古史、元史学科的建设、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及其发展所做的无私奉献。作为周清澍教授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大连市图书馆王小川研究馆员、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王玉海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于逢春教授4人回顾周先生教书育人的情景、悉心指导和教诲的细节，感谢先生所赋予的史学训练和修养。

 

张永江教授

当天下午进行的第2期“金心”蒙古学研究高端系列讲座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主持，由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白拉都格其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华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等5位学者做了学术讲座。

 

齐木德道尔吉教授

白拉都格其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周清澍教授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藏学、古典目录学与史学史、历史地理、其他作品和主持工作等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周清澍教授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集中在蒙古史和元史之外的其他史学专门领域中的成果和成就。首先，他谈到周先生的“蒙古族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问题”一文详细论证了古代蒙古从原始社会未经过奴隶制度阶段直接过渡到了封建制社会。白教授认为这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具体运用于蒙古史研究的力作。其次，他谈到周先生的“《蒙古源流》初探”一文，该文在中外学界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利用明代汉文古籍和蒙古文藏传佛教文献，从各个方面严谨缜密地论述了一系列相关问题，将《蒙古源流》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在陈寅恪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书中整个元代史的内容，都来自藏文史籍等一系列创新突破性的新看法和结论。对《藏文古史-红册》一文的介绍中，他认为周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新中国藏学研究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开拓性和创新性的成果。对《元人文集版本目录》一书，他认为这本书是古典目录学方面少有的力作，填补了学术空白。周先生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从指导思想、内容、体例到终审定稿都出自周先生之手，他说《内蒙古历史地理》，就当时而言，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分量很重的创新性的成果。白教授介绍周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元史》分册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分卷等中所分担的主要工作。最后白拉都格其教授总结到，周先生是1949年以后走上史学论坛的我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元史和蒙古史专门领域的主要权威之一。同时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的具体运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史研究、藏学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清近代学术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诸多专门领域都作出了坚实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

 

白拉都格其教授

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匈奴史的几个问题”。首先，姚大力教授介绍了“匈奴”这一名称的来源。他从分布、语言、遗传的角度探讨了匈奴的涵义。他认为所谓匈奴，只是把三部分人口纳入到一个帝国之中，从而形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匈奴不是一个民族，只是处于统一的政权统治下的、由许多拥有不同文化的大小部落拼凑起来的一个较大的聚合体。其次，姚大力教授探讨游牧的起源问题。他概述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生计起源的以往主流看法。然后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他认为关于游牧生计的人类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认为与实物生产以及都市生活的起源，与这样的重大体系转型不同，游牧的起源或许算不上是一种精确意义上的起源，或者它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点上会有许多次起源。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认识的改变，是因为人类学家们发现畜牧经济所天生拥有的流动性，不但有千变万化的多种形式，而且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处在变化之中。畜牧的放养是必须与流动性联系在一起，因为牲畜必须终年饲养，但植物生长有季节性，在饲料的生产、收割和储存无法做到的地方，通过移牧来利用季节性草场，这就是对牧畜维持有规则供料的最好策略。实现这一策略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游牧只是畜牧经济的一种功能上的副产品，是面对资源分布的稀薄和可变性而采取的随机应变式的回应，并且具有强烈的适应多变性特征。最后他的结论是匈奴人从兴起开始活动的最重要的根据地是在漠北，也就是今天的蒙古高原。漠南只是因为在这里更容易跟其他的各个大型文明接触，所以他们曾经用很大的力量来经营漠南，但他的基础实际上一直在漠北。

 

姚大力教授

南京大学华涛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蒙元时期马穆鲁克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理论思考”。他主要结合阿拉伯史料探讨了马穆鲁克学者对“路”的理论的思考。他认为历史上的线性丝绸之路在乌马里的时代已经不能够充分表达世间的交流。所以在14世纪上半叶，马穆鲁克王朝学者提出了一个与线性丝绸之路完全不同的丝绸之路模型。这个丝绸之路模型不仅强调了路对远方的勾连，更强调这些路上的信息传播和物品流通的复杂性。乌马里将他关注的世界从汗八里经中亚、西亚到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分成33个圈，每个圈都有自己的中心和相应的诸多城镇，而丝绸之路就是对这33个圈的勾连。所以可以想象乌马里的丝绸之路网要比我们看到的传统的和我们现在画出的丝绸之路要更加复杂，更加符合世间人们交往的内容。

 

华涛教授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乌兰研究员首先详细介绍了蒙古文文献中出现的“国（ulus）”一词并且说明了在各个时期“国”一词的用法及其涵义。例如，在明朝时期蒙古人用“ulus”来表示国家之意。同时也表示蒙古这一独立政权内的大的部落集团tümen，即万户。在清朝时期蒙古人基本上还是使用“ulus”来表示国家之义，而不再将“ulus”一词用于当时蒙古及大部落名称上。其次，她讲到蒙古文历史文献当中有关中国的称谓问题。例如，蒙元时期的蒙古人主要是以Qitad来指称汉人、汉地和中国。还有一种称呼就是Nanggiyas或Nanggiyad,是对“汉人”、“汉地”的另一种称呼。这一名称主要指称原南宋境内的人，译成汉语则称为“南人”。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扎忽歹”（Jaｑudai），也用来指称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明代以后，蒙古人仍然主要以Qitad(Kitad)来指称汉地、汉人。清代出现了Dumdadu ulus,就是“中国”这个说法。但传统的称呼Kitad和译自汉语的名称Dumdadu ulus都存在，只是传统的Kitad一词用的更为多。她强调要研究一个问题，还是要从史料入手，从根上做起。

 

乌兰研究员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关于‘孛罗丞相’的丞相头衔--忽必烈至元中期朝政的一个侧面”。 关于孛罗丞相，学者们做过很多研究，从伯希和开始，一直到最近两年，包括张帆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和北京大学的余大钧先生，讨论过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当年，张教授本人参照伯希和以来的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孛罗在元朝任过宰相职务。而通过最近研究，发现孛罗丞相的“丞相”头衔是虚衔，其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倘若他真任过丞相，史料记载不应遗漏，特别是宰相年表和本纪，二者有不同的材料来源。其次，在已找到的10条汉文史料中，只有两条记孛罗丞相或丞相孛罗，只有两条记载出自《经世大典》和《元史》，另8条属于碑传文字，可信度不高。所以仅有的2条官方记载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最后，所有记为丞相的材料只记他是丞相，却不分左、右丞相。如果正式上任宰相，必定有左右之分。张教授根据近年日本学者利用过的波斯文资料，也进一步印证了自己这一新论断。那么，为何有孛罗丞相这一称呼？加虚衔有何意义？一是提高级别、俸禄；二是满足虚荣心。二者均有利于笼络。 

 

张帆教授

会议最后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乌云毕力格教授做了总结发言。

 

会议合影